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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院文脉】常沙娜：长篇传奇

2022.11.16

常沙娜

浙江杭州人，满族，1931年3月出生于法国里昂。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是我国著名的艺术教育家和艺术设计家、教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先后出版了《常沙娜花卉集》、《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常沙娜文集》、《黄沙与蓝天》等著作。

因为父亲常书鸿—“敦煌守护神”的缘故，自幼随父在敦煌学习临摹壁画，敦煌艺术就成为了她的精神支柱并且深深刻在了常沙娜的骨子里，从此常沙娜便与敦煌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次机缘让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对常沙娜非常赏识，随后在林徽因的教导下常沙娜逐步走向了工艺美术设计这条道路。期间与林徽因设计的景泰蓝工艺品以及和平鸽丝巾在1951年亚太和平会议上深受外国友人喜爱。敦煌的艺术给予了她学习传统艺术的功底，工艺设计中她将民族的传统融入自然的生活中，坚定地沿袭艺术创作原则—“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2019年，荣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美术家”荣誉称号。2021年，耄耋之际，带领团队参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外立面设计及馆徽方案。同年，首届“常沙娜设计奖”成立。

作品欣赏

人民大会堂外立面柱廊上方琉璃瓦门楣设计

首都剧场

北京民族文化宫金属装饰大门

北京展览馆（原苏联展览馆）电影厅的拱顶装饰

北京展览馆

首都剧场大厅天顶设计石膏花装饰（一）

石膏花装饰（二）

党史馆外景

党史馆廊楣及柱头的修改设计

《万木争荣》北京地铁8号线前门站壁画2022年

如果把人生比喻成一本书，常沙娜就是一部长篇传奇。

她有非凡的身世，父母都是崭露头角的留法艺术家；她的成长经历独一无二，跟随被称为“敦煌守护神”的父亲常书鸿，在千年艺术宝库中度过了少年时代；她得遇良师，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光发热，书写了属于自己在中国艺术史上的辉煌；她教书育人，担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15年，在艺术设计和艺术设计教育领域成绩显赫。漫长的人生，她将厚重酿成轻盈，将复杂归于单纯，纯净澄明，不忘初心。——节选自公众号《时尚芭莎》的《常沙娜：长篇传奇》

直到1937年。此前一年，常书鸿已然归国前往探访敦煌，开启了他作为“敦煌守护神”的另一段人生，而母亲带着沙娜于翌年归国，在战火中辗转几年，最终举家落户敦煌。

“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到敦煌的画面，颠簸了好几个月才到，当天已经是深夜，大家肚子都饿了，但是没有什么吃的，爸爸给每个人端出了三个碗，一碗盐、一碗醋、一碗面。”这个广为人知的故事在常沙娜的回忆录《黄沙与蓝天》中提起过，但其实还有后续发展：“我年纪小，所以就直接问：‘怎么没有菜和肉啊？’爸爸尴尬地说：‘今天太晚了，明天再给你们宰羊吃。’很多人看过这段都问我：‘后来吃到羊肉了吗？’那个时候敦煌那么荒，穷得很，根本看不到几个人影，连菜都没有，哪儿来的肉呢？”

虽然物质条件差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但常沙娜拥有了另一种富足，那是极其“奢侈”的艺术滋养。“那时候的洞窟是没有门的，洞子都朝东开，大人们趁着光在洞窟里画画，我就带着弟弟在洞子里爬上爬下玩，围绕身边的就是鲜艳的彩塑佛像、慈眉善目的菩萨。”

特殊的历史时代成就了少女常沙娜不可复制的日常生活：抬头，是翩跹的飞天；转身，是宝相庄严的菩萨。彼时的敦煌才杰云集，一大批后来成就斐然的艺术家，包括油画大师董希文和太太张琳英，以及邵芳、周绍森，都是常沙娜可以随时请教的老师。

在敦煌成长，在敦煌学画，用敦煌元素来做设计，一辈子为传承与发展敦煌文化而努力，无论年龄几何，常沙娜是永远的敦煌少女。

在20岁之前，几乎每个人都认为她将来会成为一名杰出的画家。18岁的时候，常沙娜前往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美术学院学习，这座以收藏东方艺术品著称的博物馆留给常沙娜的印象非常深刻。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常沙娜毅然中断学业，回到祖国。“1951年，为了配合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周恩来总理指示在北京举办一次大型敦煌艺术画展，于是，常书鸿就把他在文物研究所内历年完成的全部壁画临摹本带往北京展出。”而这些摹本中也包括常沙娜的作品。“周总理看到了我临摹的敦煌壁画，很高兴地对我父亲说：‘你女儿继承了你的事业，敦煌艺术可有传人了！’”恰逢此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来看展。“他们告诉父亲，想把我带到清华大学营建系做助教。我学业都没完成，就要先当老师，觉得不可思议，但林先生认为我能胜任，就这样把我带在身边学习。”“梁伯母”、“林先生”，无论如何称呼，有一个事实不会变——林徽因是对常沙娜一生影响至深的师长，也是让沙娜从绘画变成将敦煌图案当作一辈子从事设计、教育事业的关键推手。“梁伯母很有才华，想法也特别多。那个时候北京要召开一个很高规模的和平会议，需要设计礼品，她就跟我说：‘毕加索用鸽子当作象征和平的创作元素，沙娜你也试试用敦煌的鸽子做设计。’ ”这次和平会议指的是1952年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二战过后的这几年中，“和平”一直是最受嘱目的主题，这款出自敦煌的和平鸽丝巾成为了新中国的第一块丝巾国礼，而初试啼声的常沙娜也从此在设计这条路上一直走了下去。

和平鸽丝巾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十大建筑规划正在紧锣密鼓地实施，常沙娜接到了人民大会堂的系列设计任务，而其中对她个人影响至深的是宴会厅的装饰设计。“天花板的设计装饰由我负责，因为对敦煌图案的天生感觉，看到基础图示的时候我就有了灵感，用敦煌的莲花状装饰图案！”

信心满满的方案呈上去，却被总建筑师张镈否决了。“他说：‘沙娜，你这个通风口没有解决，照明没有解决，没法用。’张镈告诉我，设计必须与功能、与建筑、与材料相结合，一定要考虑功能性。”

两易其稿后，最终确定了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花板的装饰，莲花居中，外围是以敦煌连珠纹图案为蓝本的小灯。“在美感上它们是和谐的，在功能上，总体效果明亮，又不乏深色装饰细节。”

60年过去了，常沙娜提到这次设计仍然印象深刻。“这次学习让我明白，设计，无论好看与否，都要跟功能、材料相结合，这成了我一辈子追求和遵循的设计宗旨。这样的宗旨在她各个时期的设计中都有体现：民族文化宫、首都剧场、首都机场、中国大饭店……一批不同年代的城市地标性建筑装饰，让常沙娜钟情的敦煌元素和谐地呈现在北京这座既古老又现代的城市中。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顶照明设计

人民大会堂接待厅东侧半圆休息厅

2006年

春、夏、秋、冬四幅白色大理石浮雕装饰

为人民大会堂新装修的北大厅

进行墙面装饰设计2008年

83岁那一年，常沙娜第一次举办了自己的个展——没错，这位15岁就和父亲举办联展、拥有诸多重量级设计的艺术家，却在2014年才开始属于她的《花开敦煌》世界巡展，并延续至今。

《花开敦煌》常沙娜艺术研究与应用展开幕式

《为国家而设计——访“十大建筑”亲历者常沙娜先生》

节选自《美术观察》1999年第10期

记者：徐琛

新中国建立初期，当时的几个美术院校开始进行调整，有一部分教员被从浙江美院、清华建筑学院调出来，他们到了中央美院，那时候是中央美院的实用美术系，当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各方面都要搞起来，所以在1956年周总理亲自批示，建立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当时的工艺美术学院包含了所有的传统工艺美术，以及现代的一些专业，包括染织、室内等。1956年的时候，我们也就刚刚二三十岁，后来赶上了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正是北京十大建筑的建设时期，我们赶上了这个好时机。那时候我们中央工艺美院的一批年轻人都参与到了这项工作中，还有老一辈的艺术家也参与其中。最早是庞薰琹先生，但是很不幸，他刚刚建院不久被错划成右派，也使不上劲儿了，所以，当时最主要搞专业的是雷圭元先生，由他带队，分了好几个组。当年的十大建筑是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民族文化宫，还有北京站、农展馆、美术馆、军事博物馆、新北京饭店和民族饭店等新兴建筑。当时参与设计工作的也有其它院校的师生，比如沈阳的鲁迅美术学院，但主要是以中央工艺美院为主。所以我们赶上了非常好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都年轻，精力充沛。染织、陶瓷、室内专业都参与了进来，正好在这个时期锻炼了我们。我被安排的工作是人民大会堂和民族文化宫的装饰设计。在这些建筑之前，已经开始有一个序幕了，就是“苏联展览馆”。当时还有从浙江美院过来的奚小彭先生，他那个时候也就四十多岁，比我们大一些，精力十分充沛，还有崔毅老师和外地来的其他一些老师，开始的时候大家综合在一起工作，后来又分开工作，我是一直留到最后的设计人员。直到现在，人民大会堂要装修、要改动的时候，作为老一辈的设计者，他们还是会请我去出出主意。这个经历对我们的锻炼太大了，所以现在我们体会到，一个老师的成长，所需要的除了专业的基本功，再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是必不可少的。

那时候我们由奚小彭先生带队搞方案，没白天没黑夜的，根据需要出方案，出了若干方案，好多院校都参加了，最后都归到一个方案上来，然后就听取中央领导的意见，主要是周总理的意见。我一直认为周总理就是人民大会堂的总设计师，他的思路很明确。他提出来“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这句话概括得很好，到现在依然是可行的。一个“今”字，一个“中”字；就是说最后要落到“现代的”、“时代的”，还要落在“传统”上。到今天，时代发展了，时代变了，但是这个原理、这个理念不变。后来我们分了好几队，有到钓鱼台的，像温练昌老师，还有崔东阳老师，他们是搞钓鱼台国宾馆的面料设计，比如沙发面料、地毯、窗帘、壁纸。那个时候的人都没有个人的私利，像什么出名啊，有多少钱啊，这些想法都没有，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抒发大家的感受和发挥自己的设计能量，一点一滴搞出来的。搞设计和画画不一样，一张画画完了，签个名盖个章，这张画是谁的就知道了，设计不是这样的，你一个人是完不成的，你的创意有了，还要符合各种功能的需要，还要通过各个方面的考验。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需要，所以都是集体完成的，但是会有一个创意人，总的创意人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周总理。

万人大会堂当时有很多方案，我对这个印象太深了，就讲一下奚小彭老师吧，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七十二岁就走了，1995年去世的。他培养了不少人，他培养的人都是真正干实事的，为人都比较直爽，没有拐弯抹角。我当时在他的手下工作，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在设计万人大会堂的时候，我们当时受到苏联的很多影响，很多方案都带有俄罗斯的古典风格印象。比如说搞个包厢啊，效果很豪华啊，这些方案周总理看了之后，就说了一句：“海阔天空，要海天一色，主席台和观众应该融为一体，不要隔开。”所以，你看现在人大会堂的主席台很宽，大会堂的造型也很宽。还有要突出的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解放，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以共产党为核心，怎么来体现这些呢，当时是以五星为代表，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但是只有五角星装饰就很枯燥，然后又采用了向日葵，也是采用了葵花“向阳”的寓意和象征性。我后来的工作侧重在宴会厅。关于宴会厅，周总理说了要用传统的，要有富丽的、很漂亮的传统的色彩，不能搞成欧洲的风格。因为我当时比较熟悉敦煌的东西，所以这个工作就交给我来做。但是空间这么大，设计怎么办，其间遇到很多问题，比如结构的问题、通风的问题、照明的问题等等，这些都要跟工程师配合。那个时候，我们就深深感受到，搞设计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没有灯光、通风和建筑的配合是完不成的。我们是1956年建院，一年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地方，有了自己的学校，也分了系、分了专业，特别高兴。我们第一份向祖国的献礼就是十大建筑，作为一个大的献礼，建国十周年的献礼，大家都投入了很多精力。当时刚刚解放，各方面都不是很发达，材料、科技都和现在没法比。但是那时候的人都干劲很足，没白天没黑夜的，全身心地投入，大家都尽心尽力的，统一步调，加班加点。再有，奚小彭老师是很严厉的，你搞了一个设计稿，领导通过了，创意也行了，具体还要画出来，画的是一比十、一比五的稿子，画完了以后还要上淡彩，上颜色的效果，要设想出来大概的效果。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没有复印机，之后我们还要到工厂去做一比一的图。这个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份献礼。在接到任务后，我们九个月后就弄完了，是为了要在十月一号之前弄好。当时的时间要求很严格，时间不能耽误，不能谁等谁，你等我、我等你，这样的情况是没有的，说好哪一天，就都要完成。所以说奚小彭老师很有见解，他对审美观以及领导的意图各方面都很熟悉。我们在这样一个组长的领导下，非常荣幸，我们当时的分工，除了宴会厅这个工作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工作，就是外立面的门楣，这是同时进行的设计工作，一环扣一环。门楣是用琉璃瓦做的，一块块拼起来的。当时常用的题材就是五星、麦穗、齿轮，代表工农，还有葵花，在须弥座上用的是花岗岩浮雕，这里面还采用了敦煌的卷草纹，还有一些菊花、牡丹花，都是装饰性的花朵。柱头和柱础是崔毅老师负责设计的，这个柱头和柱础也是很讲究的，我们要有中国的特色，不能搞成希腊的柱头，所以这里用的就是“如意”的瑞头。现在看这个柱子又像希腊的又不是希腊的，还是我们自己民族的特色，这个纹样跟希腊式绝对对不上的，是我们自己的传统纹样。大的格局又好像有希腊的特征，于是我们就采用了琉璃瓦的装饰材料。

后来人民大会堂也在陆续地建造和修改中，人民大会堂的修改有一个原则，除了地方厅，比如山东厅、浙江厅等等，每个厅可以有自己的特色，他们可以自己去弄，但是总体的、公用的地方还是要强调保持大会堂本身的特点。建造、修改可以，但是不要整体上面目全非。现在的北大厅装饰就是去年重新做的，是我和工艺美术系的周尚仪老师一起弄的。所以我就说，这个大会堂也像我的一个“老家”一样，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老年一直在参与它的修建。

改革开放以后，就派了一批研究生出国留学。那个时期，我们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人才，现在他们都是各地设计的中坚力量，大家都很怀念以前在中央工艺美院的时候。那个年代的人，先是雷圭元先生，他是图案的先师了，后来我们听说图案课也没有了，我们觉得没有图案的基本功是不一样的，现在虽然靠电脑可以画，但是不一样的。不管怎样，现在时代在变，手段也在变，材料也在变，科技也发达了，但是手工、基本功，还有接触环境、各种适应社会的需要都还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很怀念我们的那个年代，工艺美院建院之后，向国家献出的第一份礼物：一个是培养了一代人；一个就是十大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