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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名师】清华美院教授尚刚：远去的身影——纪念尚爱松先生百年诞辰

2019.01.17

尚爱松先生

一、生平

我的父亲尚爱松谢世已经12年了，2018年11月27日是他的百年诞辰。此文将略述他的生平、治学和为人，以缅怀这位西行的长者。

父亲曾名尚松，出生在徐州市郊的铜山县乡村，家中虽有薄田数十亩，但我的爷爷（名文林，字云亭）长年在徐州城与其附近教书，其工资收入是家中的主要经济来源。爷爷能讲授文史地，乃至数学等多门课程，在当地颇有声名。抗战中，他曾参加游击队。抗战胜利后，选为铜山县参议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被聘为县政协委员。1961年故去。

父亲在家乡就读小学和中学，其间，因为水灾和患病两次休学，1937年夏，毕业于江苏省立徐州中学。随后，考入中央大学文中文系。父亲很早就对文史有浓厚兴趣，能做旧体诗，会写文言文，入大学之前，已熟读《昭明文选》。他说，之所以考国立大学，是因为那里不收学费，可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之所以能进入中央大学，重要的原因是以文言答作文，那里的老师偏好文言。

1937年11月，父亲到达西迁重庆的中央大学。中央大学是“民国第一学府”，其中文系名师荟萃。大学四年，他潜心读书，从容正直，仪表儒雅，成绩优异，很受胡小石、汪辟疆、黄绰、钱子厚等老师垂爱。几十年后，黄绰先生（国学大师黄侃的侄子，后为武汉大学教授）的哲嗣还说，黄老平生最喜欢的学生就是尚爱松。大学时代，父亲与李法白、刘持生、蒋维崧、殷焕先、周学根先生等交好，几位伯伯以后都在教授中文。

尚爱松（左）与从学恩师徐旭生（后右）先生1946年于时迁昆明的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

1946年于昆明，尚爱松（后左一）与徐旭生（前右一）先生等在研究所门前。

大学毕业后，他拒绝给驻守川东的某师长当秘书，也没去薪酬较高，工作稳定，但有军政背景的学校，而到重庆的私立清华中学讲授国文。由于授业有方，待人亲善，还有才学、有风度，他极受学生爱戴。改革开放以后，他又同当年的老学生恢复了联系。直到谢世，他们都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而他在清华中学仅仅执教一年。

1942年，父亲进入迁址昆明的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随徐旭生（炳昶）先生研究魏晋思想史。入所的名义是中英庚子赔款项目资助的研究生，老师怕他生计无着，还聘他兼职研究助理。因为没有学位设置，所以也没有考试制度，交出论文即可，他交出的主要论文是四万余字的《汉魏之际学术变迁考》。而后，他留史学所工作，继续追随徐旭生先生，受其教诲，得其关爱。1948年，父亲升职为助理研究员。徐老不仅是大学者，并且是“天下第一好人”（胡小石先生语），夙享古君子盛誉，最被父亲敬仰。徐老与其家人也待父亲极其亲厚，1976年，徐老故去，其藏书先由父亲挑选，然后捐献。父亲取了王阳明著作等几部古籍和《徐旭生西游日记》，1985年，古籍全数璧还徐府。

1948年于颐和园，与北平研究院同事秋游（右一为尚爱松）。

1949年夏，尚爱松书张载名言赠陈慧钟。

1950年秋，尚爱松（右二）与顾颉刚先生（右三）等游北海公园。

1951年春，与夫人陈慧钟于北京西郊公园（今北京动物园）。

虽然不满国民党统治，也与师友私下抨击，并且公开抵制，但在很长时间里，父亲一心向学，没有参加过政治活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统治越发黑暗，父亲便积极投身民主运动。1945年，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潘琰等四烈士遇难，父亲自己送去挽联，并为在北研工作的西南联大校友撰写挽联。还激劝徐旭生先生率领自己参加抬棺游行，徐老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去游行，激起很大波澜。1946年，闻一多先生遇害，父亲送其遗体入太平间。特务扬言，悼念闻一多的，来一个打死一个，父亲依然为追悼会送去署名挽联。几十年后，还有当年并不相识的先生说起这幅挽联，联为“德业仰人宗，万里风涛接瀛海；死生关世会，千年豪杰壮山丘”。

1958年于中央美术学院，与同事们合影（后排右三为尚爱松、右一为吴达志）。

1958年夏，全家于北海公园九龙壁。

伴随内战加剧，民生日益艰难，在北平知识界反内战、反饥饿运动里，父亲担负了重要责任。1948年春，北平研究院助理研究人员联合会成立，他当选为主席，与北大、清华等校的讲师助教会紧密配合，名为谋福利，实际争民主。半年间，为平津唐七所国立院校的讲师助教联合会草拟了两个反饥饿文件。一件在报上公开发表，引起很大反响，一件因国民政府倒台在即，存而未发。北平围城期间，父亲孤守史学所，独自昼夜看护图书资料。1949年春，严济慈先生北上，父亲是主要的策划人之一。1949年7月，北平研究院从中南海迁出，在怀仁堂院内两侧的小屋里，他发现了院博物馆旧藏的百余幅法国近现代油画和詹天佑的京张铁路设计草图等，随即上报，使原本疑为被日寇掠去的油画得以重现。又由他动议，大部分作品移交中央美术学院庋藏。京张铁路设计草图等则被中科院拉走，下落不明。

1949年秋，父亲当选为北平研究院研究人员联合会副主席。1950年初，在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基础上，成立中国科学院，他又被选为科学院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这两个组织的主席、会长均为严济慈先生，会务则由父亲操持。1950年春，他被选派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半年。有趣的是，这段学习经历曾被指为他的最高学历，工艺美院的人事干部长期认为他是大学肄业。而他的工资待遇，一直到1987年才由行政级转为教学级，这时，他已经教书21年。

1959年夏于北京双桥农场，“反右”后下放劳动时合影（右五为尚爱松）。

1963年秋于北京，与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共同课教研室同事合影（右起：张仲康、王家树、尚爱松、奚静之、吴达志）。

1951年初，父亲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是科学院最早的民盟成员。1951、1952年，他连续当选为历史、植物、动物、昆虫四个研究单位的学习委员及抗美援朝分会等群众组织的主席。1953年至1954年，在科学院联络处代理处务，负责国际科学交流的行政工作。1955年，调院部的胡适思想批判会，但主要致力于为苏联科学院的《世界通史》中国部分甄选图片、撰写说明。

在院部工作时的两件事情常被父亲提起。一件是为科学院购买了初版的《李朝实录》，而后赠送朝鲜科学院，被朝鲜视为国宝。一件是促成哲学大家熊十力著作的印制。熊老曾写信给科学院，希望出版其专著。父亲读信后，便几次找张稼夫副院长等，最终印出线装的百册，30册留科学院，70册归熊老。这是1949年以后，最早出版的熊十力著作。

20世纪60年代，尚爱松先生为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各专业讲授《中国美术史》编纂的讲义。

1960年，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时，编写的“山水画大师李成”讲义

1956年底，经江丰、王逊伯伯努力，父亲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院本来说好，很快定为副教授，但不久，“反右”开始，江丰、王逊都成了“右派”。我父亲又因言行悖时，且与新任领导不睦，职称一事也不了了之。直到1979年，才评为副教授。他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在1961年，工作到1988年退休。在两所艺术院校，父亲讲授中国美术史和中国古典文学，参与了两院美术史系的筹办。他学识渊博、教学认真、气度优雅，很受同事敬重，深得学生爱戴。

1972年春于河北获鹿李村，长子、次子探望下放中的父亲。

1976年春于故宫，尚爱松、尚刚父子。

1976年冬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与学生王进家（1965级建筑装饰系）。

1976年秋于大同，为编写《中国工艺美术简史》与同事一起学术考察(右起：尚爱松、杨子美、罗扬实）。

1981年，父亲受聘为北京市文物古迹保管委员会委员，为北京的古迹保护和文化建设，提出不少富有卓识的建议，其中的一些已被采纳。1988年，受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他有“落叶归根”之感，积极参加活动，为馆内书刊编纂付出大量心血，并且关心馆员队伍建设，推荐了多位学识、人品俱佳的馆员人选。深受馆内同仁和全体工作人员敬重。

1976年夏，上海城隍庙，尚爱松兄弟。

1982年初，河北临城，探察邢窑。

1986年夏于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史论系办，课间休息与同事（左起：尚爱松、奚静之、周燕丽）。

1988年初，尚爱松（右）到常任侠（左）先生家中拜会。

1992年春，在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展览馆，尚爱松先生（右三）、袁运甫先生（右一）参观王良武（右二）、邱坚（右四、邱陵先生之女）夫妇油画、漆画作品联展。

1985年春于北京家中，尚爱松夫妇与长孙尚经伟。

1988年春于北京家中，怀抱次孙尚经宇。

二、学业

大学期间，父亲的精力倾注于古典文学，对胡小石等老师的渊雅和治学方法尤其钦服。自此，他始终关注并投入文学研究，尤其对唐诗和《红楼梦》花费了大量心血，陆续写出了多篇论文。

对魏晋思想史的研究，父亲是从1942年追随徐旭生老师开始的，并且与他清高风流的秉性相关。读研究生期间，他对中国古代思想下了很大的功夫，并且不乏新见，如对玄学的渊源与建立，何晏、王弼思想异同，玄风、玄学对诗文书画的影响等都提出了新的认识。1946年秋，在北平研究院回迁时，他曾到南京拜谒胡小石老师，汇报了自己近年的读书心得。老师很称许，说：“爱松不见异人，当读异书。”还推荐他到三所学校做副教授。他的同学说，胡老师很少这样待学生，可是父亲仍愿继续追随徐旭生老师。

来北平之前，父亲对思想史的投入已逐渐减少，对美术史的兴趣却不断提高，这与朋友陈振南先生的作为有很大关系。陈伯伯在西南联大学哲学，读到研究生，虽然有天分，也刻苦，但对成果很失望，说自己“哲学搞了这么多年，比不了康德也就算了，可是连黑格尔也赶不上”，便转而从事德文哲学著作的翻译。父亲受了启发，也觉得自己如果继续研究思想史，成就难以超过徐旭生老师与其好友汤用彤、冯友兰等先生。适巧，无意中借来了成套的《故宫周刊》。一番阅读查证，让他觉得，美术史更契合他的兴趣与能力，况且，历史学家尚不关注美术，美术家又未必长于文史，于是便把精力投入到中国美术史。十余年中，搜集了大量文献与形象资料，并且，特别关注顾恺之、吴道子、李成、郭忠恕、李公麟等一些重要画家，为日后的教学做了充分的学术积累。

调入中央美院，父亲开始以中国美术史的教学和研究为主业。小时候，我经常看到他彻夜读书、写作。常任侠先生等不断来访，与王逊伯伯则交往最多。王伯伯常来家中畅谈。一次，两人还你送我，我送你，边走边谈，从东四到东单，往复几次，回家已过子夜。几年里，父亲写出了中国美术史及古典文学讲义，还有关于李成、郭忠恕、李公麟等长篇论文。经历了“文革”，特别是抄家，他收集的资料大多被毁，手稿也散失了许多。

虽然勤奋努力，但是父亲对于发表、出版格外谨慎，甚至近乎胆怯，因此他很少有著述公之于世。“文革”后，他的《汉魏之际学术变迁考》仍被昆明时的旧交任继愈先生记挂，还两次督促出版。但直到晚年，他才在中央文史馆办的《诗书画》上，发表了《魏晋学术思想史摘录》，而《诗书画》当年并不公开发行。他的中国美术史和《红楼梦》论文，也在《诗书画》上发表过几篇，一些也是摘录。之所以常常是摘录，是因为他要求自已的文章不与人同。他的论文大多写作较早，而学术在进步，他早年的若干结论或者以后被他人独立证明，或者有突破，他认为不能重复。

不过，父亲对中国美术史的系统认识和主要心得，写入了《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此书的中国书画条目原本很少，辞条也错讹缺失很多。1983年修订时，他被聘为特约编审。他推翻了原有的格局，拟定了全部的164条书画辞目，自己撰写了四分之三，并且为《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找出了大量中国历史人物的图像。然而，这次写作对于他，格外艰难，对于编辑，则极为痛苦。两年里，编辑来信不断，到家里催稿也不下十次。连我们兄弟也看不下去，还编了两句话和父亲开玩笑：“天不怕，地不怕，老符来了也不怕。” 老符是指翻译家、出版家符家钦伯伯，《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修订的中国条目就由他负责。

20世纪80年代，为《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书画条目撰写文字的手稿。

父亲博闻强记，被同事和学生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直到晚年，仍能背诵近两千首古代诗歌和大量古代经典的精要。一天，几位清华中学的老学生来看望他，说起当年他的作业批语。他说：“拿纸来。”当场默写下了五十多年给他们的几则批语，老学生们啧啧称奇。他对学林的旧闻轶事，也极其熟稔，和他聊天，不啻享受，可以大大增广识见。

1992年秋，尚爱松（左）、田自秉（右）等人参加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座谈会。

1993年秋于北京，参加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民盟支部笔会。

父亲能诗书。从小学就开始做旧体诗，终生未辍。他的诗作虽然也有律诗、绝句，但多为更自由的歌行体，较少填词，晚年，也常集句。他很少做景物描摹，多写所思所感，昂扬警拔，深挚雄放，格调高古，颇得同道赞赏。他的诗作有些发表在《诗书画》上，其中的一些是自作自书的。他的书法雄健劲挺，笔走龙蛇，汪洋恣肆，倔硬刚强，独成一格。父亲课堂上的板书已很令学生叹服，落在纸面，便更受欢迎。一次，工艺美院的师生联展，父亲受邀参加。没有展场，作品都挂在走廊，可第二天早上再看，唯独他的两幅字不翼而飞。他的书法也基本发表在《诗书画》和文史馆的图录里。对书法史，他用力颇多，在美术史教学里，他也特别强调书法的重要。

但是父亲毕竟不是诗人、亦非书家。作诗、写字其实都是前辈学人的本色，也是他们交游的媒介，未必经过专门的学习，比如，我从未见过父亲临帖摹碑。他也轻易不将书法赠人，多次说自己“书法不高，学问未成，先以书法示人，于心有愧”。只是到了晚年，索书者众，他有求必应。直到最后去医院之前，还勉力为龙泉的陶瓷工艺家题写牌匾。

1999年初冬，史论系举办尚爱松先生八十华诞暨执教58周年座谈会，与吴达志先生（左）、叶喆民（右）先生合影。

2001年春，在北京参加中央文史研究馆建馆50周年纪念会合影（左起：尚爱松、王世襄、吴空）。

2001年秋于中国美术馆“常沙娜艺术作品展”，尚爱松先生与常沙娜先生交谈。

2002年在光华路校园，史论系新年团拜会合影。（前排左起：杨琪、胡照华、周燕丽、尚爱松、叶喆民、陶如让、奚静之）。

三、性情

父亲一生清高，从不肯攀附名流、结交权要。读大学时，有位老师曾向他夸耀与国民党顶层人物的交往，他却冲口而出：“以先生的才学，何必与这些民贼独夫往来。”当即被老师斥为“乖僻”。大学毕业前，教育部要求各大学统一考试，同学们合谋请愿罢考。当局便请院长、系主任与学生谈话。约谈父亲的是楼光来老师，他是研究莎士比亚的大家，在做文学院的院长。父亲顶撞他：“以先生的德望，何必为这种混账政府帮忙。”楼老师听了，脸上一红，并没有对后生小子发脾气。这使父亲对楼老师尤其敬佩。清高也令他躲过劫难。一位“文革”中著名的“三家村”人物，还有一位高层领导的夫人曾要与父亲多往来，但他却执意保持距离，甚至躲避。一旦同这两位走近，“文革”中必定饱受折磨。

清高思想使父亲绝意仕宦。1953年，他调科学院联络处主持处务，负责国际科学交流的行政。以民主人士而任关键职务，显然是重用，当年有轿车接送，也可谓“风光”。但父亲积极努力仅只一年，甚至累出肺病。想到往来都是大科学家，自己却无法在学术上施展，又令他十分苦闷。于是，便几次辞职，终于获准。调入院部的胡适思想批判会，在那里，他又不满对胡适和梁漱溟的批判，不顾坐失升级加薪的机会，工作消极。1956年，他进入中央美院，终于如愿回归学术。父亲病故未久，我辞去系内职务，也与他曾经的劝说有关。确实，学术与行政毕竟相去太远，若非超人，无法两全。

父亲不仅清高，而且清正。1953年秋，世界科协理事会在匈牙利开会，中国科学院想买幅齐白石一丈的《九秋图》当礼品，父亲遂到齐府联系。两次交谈，齐老称父亲是“大雅人”，要送一幅大画。父亲认为给公家办事，不该私人收礼，便婉言谢绝。齐老不高兴，便在他的护士劝说下，请齐老当场画了一张小幅的鱼虾。父亲虽在美术界多年，同许多名家是朋友，但家中几乎没有他们的作品。他说：“人家的画可以卖钱，要画等于要钱，不能要”。爽直的李苦禅先生是父亲的知交，还曾责怪父亲：“人家都来要画，你却从不开口”。即令如此，父亲仍不讨要，至今家中也没有苦禅先生的画作。父亲一生收入不高，但他不爱财，却爱捐款。捐款最多的是在抗战期间，屡屡节衣缩食，全力支援前线。在北平研究院，捐助抗战最多、最勤的就是徐旭生先生和父亲。

2003年秋于北京，史论系建系20周年纪念座谈会合影。

2003年秋于北京光华路校园，史论系建系20周年纪念座谈会后合影。

2004年于家中，与刘芳春（右）、陶如让（左）合影。

父亲有学术，善言谈，美仪容，儒雅平和。他仰慕魏晋人物，自已也很潇洒。在科学院联络处工作时，虽然也置办了西装，也有时髦的中山装，但他更愿意身着一袭长衫，这很被外国科学家赞美。他常带我们兄弟去琉璃厂购书、到故宫看展览。路上，他安步徐行在前，抑扬顿挫，不停吟诗，总不断引来好奇的目光，我们则闷声垂头跟在后面。这场景，我当年很窘，现在很怀恋。

敢为敢言也是父亲的作风。不仅在中央大学、在北平研究院，1949年以后，父亲依如故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恪守独立见解，坚持个人信念，不肯随波逐流。1951年底，“三反”运动开始，父亲是一个专案组的组长。因为不搞逼供信，进度很慢，受到批评，但他一再辩驳，坚持实事求是。以后，科学院其他五组审查的“老虎”都被翻案，唯有他这一组没出偏差。“反右”以后，他多次建议启用王逊伯伯教书、从后勤调回被扣上“一贯道”帽子的王森然先生。因而被指为“右倾”，陪同“右派”，下放东郊的双桥农场劳动了十个月。

父亲最激烈的举动出现在“文革”，当时，工艺美院师生被发往河北获鹿的李村，由1594部队督导“劳动”。抓“五一六”分子一度成为运动，受极左思潮鼓动，军人严厉强硬。高压之下，父亲仍一再倾力为学生辩护，甚至替批判过自己的学生剖白。为规劝当道公正平和，父亲还试图说服几乎人见人畏的副政委，说服不成，转为激辩，激辩无果，甩下句“秀才见了兵，有理讲不清”。言罢，拂袖而去，见者愕然。当时在场的杨永善老师多次对我说：“那绝对是大义凛然！”这事，我在《尚爱松文集》的跋语里写过，因为太能代表他的性格，因此重复。

早年的父亲就“壮怀激烈”，不满十五岁时，他做过三首《从军行》，表达过上战场、杀倭寇的志向。到垂暮，依然很“勇”，比如大病初愈，还吓退入室毛贼，其详细经过，我也写过。有趣的是，他最喜欢的体育节目居然是职业拳击，凡有转播，一定观看，还兴致勃勃，指点评说。

2004年秋，尚爱松夫妇与诸弟妹及尚刚在家中合影。

2004年秋于家中，与表弟表妹合影。

父亲平日待人极友善，尤其是对境遇较差的人。要格外照顾好护工的饮食，竟是他留给家人最后的遗言。受徐旭生、胡小石等老师的熏陶，他对学生尤其关爱。他融深情于教育，视学生如子侄，不但于学术诲人不倦，且教以立身为人之道。“反右”中，批判大字报铺天盖地，中央美院的表扬大字报仅有一张，内容就是对他教学的赞扬。调入工艺美院后，他仍常常利用星期天，在家里为中央美院的多名学生讲授孙过庭《书谱》等。即令讲授内容烂熟于心的课程，他也常常备课至子夜，我曾看过父亲的油印中国美术史讲义，小字批写密密麻麻，还夹了许多纸条。而登上讲堂，则至多手持一纸，旁征博引，娓娓道来。晚年他还多次教导已成教师的后人：“教师最大的光荣就是累死在讲堂”。

因为几乎不曾刊布著述，又低调谦逊，父亲的声名与才学大大不符，但是，业内人士了解他、敬重他。2004年，中国美术家协会授予父亲第一批“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奖，而他并非美协会员。

2005年于家中，最后的全家福。

父亲谢世已经12年。时光流逝，我越发能够体悟他的价值。作为学人，我敬仰他，总觉得自己只有几个有创见的知识点，而他的知识点不仅更多，而且明了各自在文化史中的纵横联系，能够连成线、合成片、组成块。作为凡人，我佩服他，他刚正不阿，风流倜傥，有才有学，有胆有识、有性情、有血性、有风骨。作为家人，我时时想念他，感激他的养育，永怀他的言教和身教。总觉得他那不足1米65的身形虽然远去，却依然清晰，十分高大。